北投文化國小割喉案的被告龔重安，直稱其乃因幻聽才殺人，總不免讓人有裝瘋賣傻以求免死之質疑。而到底現行法制，有否足以防止詐病的機制，肯定為刑事司法的重要課題。

 

基於人的自利天性，犯罪者佯裝精神疾病，以來為停止審判、規避刑事責任或為拖延死刑執行等等之藉口，實非難以想像。又因身心疾病，其病徵之判斷多只能依賴患者的口述，詐病的機率，自不會太低。既然稱為詐病，就不是種精神疾病，而僅是精神醫師在診斷疾病時，必須特別留意的一種現象。

 

在美國片驚悚（Primal fear,1996），或是日本片刑法第39條（1999）裡，皆描述殺人者為躲避究責，而巧妙的偽裝成多重人格者，致能騙過精神醫學專家與司法人員。不過，關於精神疾病的偽裝，若過於符合書本上所記載的病徵，反而容易被識破。也因此，對於此種情節，恐真的只能存在於電影裡。

 

尤其根據我國刑法第19條第1、2項，只有在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造成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之情況，才能以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，來不罰或減刑。也就是說，就算被告真患有精神疾病，能否免除或減輕罪責，仍須視此疾病或障礙是否足以影響辨識或控制能力來決定。而此次割喉案的行為人，即便稱有幻聽、妄想或有情緒不穩等等狀況，但從其觀察犯案現場多時且選擇校園死角，即廁所行兇，甚至事後能清楚知悉與主張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來看，似無以精神抗辯來免除或減輕責任之理由。

只是司法人員並非精神醫學專家且為避免爭議，現今在涉及殺人案件的場合，只要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表徵或懷疑，檢察官或法官即會送請精神鑑定。故對於被告的精神狀態，自可經由精神醫師的深度晤談、檢視過往的精神及生理病史，甚至利用先進的核磁共振掃瞄來檢查腦部病變或受損等等方式，以來詳細確定是否屬於精神障礙。同時，鑑定者也須出庭陳述，以讓其鑑定報告有受當事人詰問與檢驗的機會，再由法官對此事實狀態做出最後的法律評價。則在如此繁複的審理過程中，被告欲以詐病來脫免或減輕罪責的可能性，就顯得微乎其微。

 

惟須注意的是，精神鑑定並不像DNA鑑定般，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確性，致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，再加以我國在簽署兩人權公約後，關於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可否判死，一直有爭議，這就難免於法官為求慎重，而再委請精神醫師為鑑定之狀況。而因殺人案件乃屬重罪，被告不可能被保釋在外，雖然為求慎重，法官可開具鑑定留置票，將被告送往醫療處所為七日到二個月的鑑定，但由於戒護上的考量，現行實務多僅是將羈押被告帶往醫療處所，來讓精神醫師為數小時的鑑定。則在如此短暫時間所為的鑑定，就必然會在審判時，受到當事人，尤其是被告律師的質疑，致可能因此再送鑑定。如2012年底所發生的台南割喉案，從第一審到第二審，送請精神與心理鑑定竟已超過十次，而在高等法院的無期徒刑判決，又遭最高法院以精神障礙未查明之理由撤銷發回後，此案恐會步入不斷重行鑑定的夢魘。

 

總之，以訛詐精神疾病來躲避刑責，就僅能是電視、電影中的情節。惟隨著人權保障的深化，類如此次割喉案，為了要查證有否詐病之事實，就必陷入長期訴訟的泥沼。不僅被告將在生、死間糾纏，被害人家屬也繼續在暗夜中哭泣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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